文丨凤凰网主笔 张弘

今天上午，突然接到友人电话，称王学泰先生早上去世。我半晌没有反应过来，当即拨打王先生家里电话，却显示关机，手机号显示为空号。稍后询问友人，他打通了王学泰先生夫人的电话，王先生的女儿告知消息确实，在电话中泣不成声。

我与王先生认识于2004年6月进入《新京报》之后，因为工作关系，我曾几次采访他并向他约稿，例如，请他撰写过余英时著作的书评和纪念顾准的稿子，并请他撰文评述过牟宜之的诗歌。此外，我还邀请他为书评周刊的年度好书颁奖。记得那一年《顾随全集》获得好书奖之后，我从首都图书馆送他出来，王先生对我说，希望我们能够送给他这套书。遗憾的是，因经费问题，单位没有满足他这一心愿。

2015年8月我入职凤凰网之后，我及时通知了他，并继续向他约稿和采访。每次采访王先生，我总是和他放开了谈，而他也毫无保留。自然，这样的采访不可能以完整的面貌发表，但王先生体谅我的苦衷，从不斤斤计较。除此之外，在一些学术会议和活动中，每年总要见到他几次，因他身体不好，常常有素食多年的夫人陪同。遇到一些学术上的问题，我经常打电话向他讨教。王先生有午睡的习惯，只要避开这个时间打给他，他总是非常热情，打开话匣子之后滔滔不绝，而且问一答十，屡屡让我有豁然开朗之感及触类旁通之得。

近一两年，王先生身体变差，我和他见面也少了。在谈及我2015年离职的不愉快时，王先生以过来人的眼光劝我，这只是一件很小的事，不必太放在心上。我一直很关注他的身体，他说，“年纪大了，有些零件已经坏掉了。”2016年，我曾约请他写过一篇关于告密的文章，他交稿后发表于凤凰网评论的首席评论员栏目。我同时约请他另写一篇游民与爱国主义的稿子，但是王先生拖到10月份后，说是身体欠佳，未能完成。

在王先生身上，我从两方面受益，一是学术，一是处世。王先生研究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尤其以游民文化而著称，有人将他的游民文化与余英时先生的士文化，吴思的潜规则并成为当代三大人文发现。他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2014年由汉唐阳光修订再版，之后几次加印。他总结了四条游民性格：第一，游民具有天然的反社会性，希望天下大乱，他才能改变自己处境和地位。第二，有主动进击精神，主动向别人进攻。第三，只讲敌我不讲是非。《水浒传》中，同样的事情比如劫道，梁山好汉（包括梁山系统的）做了就是对的，其它山头干的则是伤天害理。第四个特征是，游民脱离宗法网络的同时，也脱离了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宗法文明，而当时又没有其它文明的存在，因此，游民更趋向返回原始的野蛮。他曾说，游民对自己的未来不相信，对原则不相信，他只相信得到手的利益。游民意识在我们现代社会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把一切都工具化。他希望农民工能够在打工的城市安家落户，政府出台一些政策和措施，不要让农民工变成游民。

除了对游民的批判，王先生还对统治者的游民意识高度警惕，他曾对我说，两千多年来，统治者折腾来折腾去，一治一乱，乱时思治，人们不懂得这“治”正是“乱”的前提，因为皇权专治完全忽视了个体存在的价值，个人追求被压制了。“治”“乱”的循环，民众麻木了，压迫至极导致的“乱”也是缺少目的的乱，除了杀人放火、摧毁社会积累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外，很少有其它追求。直至近世欧风东渐以后，造反才逐渐有了目的性。他曾几次对我说道，统治者的游民意识，最典型的就是“我走后，那管他洪水滔天”。

除此以外，王先生著有多部古代文化研究著作，他批评儒家论到君子和小人时说，儒家对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使用了双重标准。王先生爱读书，曾出版一本《坎坷半生唯嗜书》，讲述自己读书的经历和故事。

在为人处世方面，于我而言，王先生更多的是身教。他处世淡泊，对于名利没有过多奢求。王先生曾经遭遇运动劫难，早年被打为“反动学生”，后来作为“现行反革命”狱囚，1975年3月-1978年10月被关押于北京K字楼看守所和北京第一监狱，其后著成《监狱琐记》一书，详述这段经历。对于这些，他在对我讲述时语音平和，没有激愤的情绪和过多的控诉。在我看来，仔细阅读他的游民文化研究和《一蓑烟雨任平生》等著作，不难想见他的心态和关切所在——他希望自己经历的历史悲剧永不再来，并以游民文化研究分析中国社会最根本的问题。在记录和分析自己悲剧产生的原因时，他以知识人的良知表达着自己的公共关怀。

在此意义之上，以法治根治游民文化，是纪念王学泰先生最好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