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情综述】

    1．二审信息发布案件重回公众视野

    11月1日，据《新京报》报道，深圳男子王鹏贩卖自养鹦鹉，被法院以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5年一案，二审将于11月6日开庭。该消息使“深圳鹦鹉案”再度回归公众视野，随后，《法制晚报》、红星新闻等媒体相继发布相关报道。一方面跟踪开庭前律师的动态，如《法制晚报》报道称，王鹏的辩护律师斯伟江、徐昕表示将做无罪辩护，依据充分。另一方面，挖掘当事人家属的生活现状，如红星新闻报道称，王鹏被捕后，其家庭失掉主要经济来源；网易新闻客户端发文称，事发后“爸爸”成为王鹏家中的敏感词。媒体关于“深圳鹦鹉案”的报道引发舆论围观。

    与此同时，王鹏的辩护律师及家属在社交媒体中密集发声引发广泛关注。11月1日至5日，注册信息为徐昕律师助理的微博帐号“@法律悦读”和王鹏妻子的微博帐号“@80后养鹦鹉获刑案”连发10余条微博，公布二审庭审时间、地点等详细消息，并称案件一审适用法律错误，呼吁法院改判，持续搅动舆论场。

    2．二审公开审理控辩双方针锋相对引争议

    11月6日，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通报称，“深圳鹦鹉案”二审公开审理，案件未当庭宣判。该消息发布后，央广网、《新京报》、澎湃新闻等相继发布相关报道，聚焦控辩双方的辩论内容和庭审细节。从辩论内容来看，控辩双方争议焦点主要有三：首先是物证的同一性问题。辩方认为从王鹏家提取的45只鹦鹉，勘验、提取等程序严重违法，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公诉方则认为办案程序的小瑕疵并不影响整个案件。第二是鉴定意见采信问题。辩方认为“鹦鹉案”中的鉴定机构、鉴定人没有鉴定资质，鉴定方法不科学；公诉方则认为，鉴定中心出具的鹦鹉鉴定报告，基本结论是对的。第三是家养和野生在刑罚上是否应区别对待。公诉方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及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王鹏出售的鹦鹉属于法律规定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而辩方认为，野生动物指非经人工饲养而生活于自然环境下的动物，不能任意扩大概念的内涵。截至11月15日12时，相关信息总量达2764篇，新闻报道356篇，微博信息2016条，微信文章84篇。

    【舆论观察】

    舆论对“深圳鹦鹉案”的讨论和关注呈现多维视角，既有从司法层面探讨定罪量刑的公正性，也有从立法层面呼吁完善野生动物保护法，具体如下：

    1．司法审判层面：舆论倾向呈两极化分布

    就司法环节而言，量刑问题成为中心议题，舆论倾向呈两极化分布：一种声音认为一审机械司法，量刑偏重：其一，大部分网民出于朴素的正义感表达了对王鹏的同情，认为他无主观恶意，呼吁法院改判。如百家号“蓝色情节”指出，王鹏靠人工孵化和饲养鹦鹉来赚钱，不存在太大的主观恶意，没有造成明显的恶性后果，甚至在客观上，有助于增加这些鹦鹉的存世数量，量刑上偏重。其二，部分舆论质疑一审量刑属于机械司法。如王劲松律师认为，“司法裁判应做到法、理、情的统一，机械司法有损公平正义”。

    另一种声音认为一审量刑合情合理，这种观点主要从两方面进行论述：第一，认为判罚于法有据。如CCTV发现之旅频道《文化大视野》栏目执行制片人马进彪支持一审判决，认为此案于法有据，只要没有废止或重新修订的法律，就是量刑的依据。第二，认为不懂法不应成为轻判理由。如同济大学法学院教授金泽刚指出，“王鹏作为一名鹦鹉爱好者，具备鹦鹉人工繁殖和饲养技术，还经常与网友交流饲养心得，却辩称不知道所养鹦鹉是国家保护野生动物不合常理。无论是基于刑事政策还是法律明文规定，违法性认识错误几乎不会影响刑事责任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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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阅读请参见《政法舆情》2017年第41期）

    法制网舆情监测中心罗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