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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属于所有时代”，也属于全世界。清末至今，莎士比亚既为中国文学、文化和思想的发展提供了资源，又受惠于中国一代代学人和读者的翻译和阐释，焕发新生。正如陆谷孙先生所说：“发现莎士比亚是个永不停歇的进程”。朱生豪、梁实秋、卞之琳、孙大雨、方平、辜正坤……翻译莎剧同样是个永不停歇的进程。

每个译者心中都有属于自己的莎翁，每个时代都呼唤着它的新译者。我们该如何替莎士比亚说中文？怎么说？说给谁？如何接着说？散文体还是诗歌体？莎士比亚在中国如何被接受？还有哪些尚待探讨的问题？我们今天如何重新认识和吸纳莎士比亚的遗产？

恰逢傅光明先生新译莎士比亚全集(第一辑)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为莎士比亚在中国的接受、传播和研究提供新的契机，带着这些问题，2017年11月11日，来自全国各地的莎学专家、译者，以及比较文学、翻译学、现当代文学的学者聚首复旦大学光华楼1001会议室，与出版方一道，展开了深入讨论。

本次会议由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复旦文学翻译研究中心、天津人民出版社、《中国比较文学》编辑部、《文学》编辑部、《复旦谈译录》编辑部、中国现代文学馆联合主办。

在对莎剧“跨文化”的理解上，有两个维度是我们必须考虑的，首先是一个纵向的、历时的比较，如剧场中的莎剧和文本中的莎剧。另一个则是横向的、即时的比较，如西方和东方不同语境下的莎剧。下午的两场会议就牢牢抓住了这两点的融合，以一个多维立体的视角重新阐释了两种媒介中的莎剧传播，即文本的译介和舞台的表演。

下午第一场的会议中，各位老师主要聚焦于莎剧的译介与传播活动，尤其注意的是剧本内部及舞台演出之间的联系。彭镜禧老师以自己的翻译实践为例，强调了在译介中要注意还原剧本“文采高妙”的主要特征。比如在《哈姆雷特》中克劳狄斯试图安抚哈姆雷特时说的一段话，其中著名的台词“Iam too much in the sun”中含藏的文字游戏。“sun”应作“son”的双关语解释，但各种译本的翻译主要围绕着太阳做文章。彭老师介绍说自己翻译为“父亲的慈辉照得太多”正是希望将太阳和儿子的解释处理在一起。此外还有一些人名和剧名的翻译问题，如The merry wives of windsor,这里的merry翻译为“寻欢作乐”要比“风流”更贴近原意的玩笑意味。彭老师还认为要还原一个真实的莎翁，首选还是诗体的翻译方式，更能译出情感和韵律的节奏。傅光明老师则对此回应道他在翻译过程中也在考虑努力将诗体与散体做一个结合性的尝试。

上海戏剧学院曹树钧老师的发言则从接受史的角度介绍了日本学者濑户宏教授的研究专著《莎士比亚在中国》，这本书今年刚在国内被翻译出版。曹老师介绍说这本书对莎剧在中国的演出、翻译和研究三个方面均做了大量详细的查证，青年学者要学习这种钻研第一手资料的精神。从他自己对曹禺的研究出发，曹老师强调国内对曹禺剧的演出也可以从中得到启发，学习莎剧演出的多样化。

紧接着发言的便是《莎士比亚在中国》的译者陈凌虹老师，她的发言主要围绕着《哈姆雷特》的文明戏改编。追溯到了春柳社领导人陆镜若在日本留学期间参与演出《哈姆雷特》的翻案剧《叶村年丸》。而中国人正式演出自己的莎剧则要追溯到文明戏，陈老师特别强调了郑正秋及其改编自《吟边燕语》中《鬼诏》的《窃国贼》，以同样的篡夺王位来影射袁世凯称帝，获得了观众的共鸣。文明戏的莎剧演出也推动了中国话剧自身的发展。

与百年前的文明戏相映成趣的是，张琼老师接下来的发言则将我们的目光重新回到了当下，她以历时和即时的双重维度点评了2016年上话版莎剧《亨利五世》。张老师从古希腊戏剧传统的回溯、舞台空间设计及方言语调的移植等方面揭示了这部改编在东方语境中的当下意义。张老师特别强调全剧最后由战争场景回到室内的转变尤其令人深思，其中的政治隐喻无时无刻不再影射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战事和纷争。

在本场评议的最后，吴刚老师也对未来莎剧在中国的演出命运做了一个展望。他总结说从各位老师的发言来看，我们对莎剧的改编从文明戏到当下其实是个不断攀升的过程，但还远没有到达接受的顶点。我们仍需为本土观众最终能完全接受莎剧的美而努力。

在会议下午的第二场中，各位老师就莎剧的“跨文化解读”继续开展讨论。首先发言的是本次研讨会的主角傅光明老师，他将视角重新回到了“莎士比亚是如何写戏？”，分析了莎剧中原创与借用的问题。傅光明老师肯定了“莎士比亚不是一个原创性作家，但他的写作方式是原创的”这一看法，他追溯了许多莎剧的“原型故事”，如《哈姆雷特》的故事原型《丹麦人的业绩》，《奥赛罗》的故事原型《一个摩尔上尉》。《威尼斯商人》中的两条情节线索:“一磅肉”及“择匣选婿”的故事原型也流传很久，只是到了莎士比亚才真正成熟。同时，傅老师否定了托尔斯泰认为《李尔王》是个失败的改编的观点。因为其故事原型是出“大团圆”喜剧，而莎士比亚改编的是悲剧。大悲剧的审美力量使得两者之间完全没有可比性。傅老师还着重提到了《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原型，最早发生在锡耶纳而不是如今为世人所知的维罗纳，弄巧成拙的是反而带动了后者的旅游业。在对该故事的早期版本，叙事长诗《罗梅乌斯与朱丽叶》的改编中，莎翁最大的改动是将故事时间压缩到了36小时内。此外，毒药的情节设计则源于奥维德的《变形记》，移植的是古巴比伦的一个爱情悲剧。对于傅老师所提到的这些对早先文学传统的继承，金雯老师在评议中解释说，莎士比亚在借鉴传统的同时，又具备极强的语言驾驭能力，给后代学者留下很大阐释空间和焦虑。布鲁姆发现后代有雄心的作家也因此往往有意避开英语戏剧的题材。这种焦虑在跨文化语境中更加凸显。我们在文化交流中的借鉴与原创矛盾中，如何坚守本土立场，是值得我们为此思考的。

那么如何将西方的文学及文化传统归化到本土的形式中去呢？接下来，两位李老师就分别以实例给出了自己的看法。首先是李伟昉老师的发言，他围绕的主题是朱东润的《莎氏乐府谈》。朱东润的这四篇批评一般被认为是中国现存最早独立成章的完整莎士比亚评论。李伟昉老师认为，一切跨文化的接受都是以接受主体的主导性为基础的，朱东润之所以对《凯撒记》（《裘利斯·凯撒》）和《铸情记》（《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两部作品情有独钟，与当时追求民主与科学，倡导个性解放与恋爱婚姻自由的时代语境紧密相关。李伟民老师的发言则由去年对莎士比亚与汤显祖逝世400周年的相关纪念活动开始，他从世界主义的角度阐述，我们该如何通过研究莎剧来为本土的戏剧表演做出贡献。

最后，范若恩老师以《群氓.看客.民众——鲁迅对莎士比亚群氓场景的接受与颠覆》为题结束了本场的发言。以群氓为例，范老师注意到鲁迅在其早期和晚期对莎剧的群氓场景做出了截然不同的解读。鲁迅早年对群氓场景的接受深受尼采、易卜生和勒庞等作家的影响。而在他晚年时期，鲁迅解构了英雄与群氓的二元对立，这一颠覆性的解读与他对俄苏文学的译介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金雯老师对此评议说，我们对外来文化做出阐释的时候，应当带有着一种包容和开放的心态，鲁迅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非常好的范式。

本次莎士比亚新译研讨会，不仅是对傅光明老师翻译成果的一次阶段性总结与未来展望，更是以此为契机，为学者、译者和出版社三方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来共同回顾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长达百年的翻译、接受、传播、演出与研究。笔者在纪要的最后不禁想到了大卫·丹穆若什在《什么是世界文学》中以世界、文本和读者为中心为世界文学所下的三重定义。简要提炼下几个要点，我们会清晰地发现正与本次研讨会的几个话题紧密相关。丹穆若什认为，一部作品在进入世界文学的过程中，会沿着文学性和世界性两个坐标起浮。在这组坐标系中，全部的世界文学形成了一个椭圆空间，接受主体的文化语境与原文本所处的语境形成了椭圆的两个焦点。民族文学在这个椭圆空间中经过某种介质（如语言、文化）后的折射，在语际传播中扩大影响，在翻译实践中获益。在本次研讨会中，多位学者发言的主题都围绕着莎剧是如何在经过这个椭圆空间折射后，进入到了我们本土的文化焦点。在翻译、演出和传播过程中，如何在文化交流和本土立场的矛盾间找寻到平衡，正是与会人员不约而同所关注和聚焦的核心问题。更进一步地，我们该如何通过吸收、消化和接受莎剧这样的外来文化，从而为本土的戏剧演出提供一些启示，这也是各方与会代表，包括莎学界和中国戏剧界的美好期许。傅光明的新译无疑将为后代的学人提供进一步阐释的空间，同时也为新一代年轻读者带来可读的莎剧启蒙文本。在此让我们预祝傅光明老师能将这份文化担当坚持下去，与天津人民出版社一同努力，顺利完成新版《莎士比亚全集》的译介工作。